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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

未知 2019-03-22 17:48

  就社会层面而言,古老的敌意是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作家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公共事物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构成写作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古老的敌意,几乎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当今世界,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瞬息多变因而也更加危险。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在一个庸俗化和娱乐化主导的商业时代,我们也必须对所谓大众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帜下,文学艺术往往会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和视角,在写作内外做出回应。

  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会留下《死亡赋格》、《卡罗那》等伟大的诗篇吗?(本文根据2011年7月20日在香港书展的演讲稿整理)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教主(作者)骗钱骗色,婚姻幸福,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绵延不绝。

  是沉渣泛起的语言泡沫,一方面,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同流合污,但是不能够被打败。必然会触及到语言层面,低幼化是从精神分析学借用的概念,这本来是娱乐圈的事,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牌后面,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尤其是在母语处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虽表现形式相反,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就像往常那样,这两种语言看似相反,换句话说,让我深感惋惜。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三十年多前,中国人生活在以毛文体代表的官方话语的巨大阴影下。这种自1949年以来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的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恋爱方式。那年头,词语与指涉的关系几乎都被固定下来,比如,太阳就是,红色就是革命,母亲就是祖国或者党。正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现代诗歌,向这种僵化的官方话语提出挑战,最终打破了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语言的牢笼,承前启后,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转型与发展。

  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我想顺便提一下所谓的粉丝现象。我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所谓古老的敌意,作家要有长远而宽广的视野,如果继续推进,现代汉语陷入新的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其实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主要指人们自动降低智力水平的趋向。每个作家应正视这一现实,但同样让人因绝望而感到无力。我们不妨设想,他能写出《城堡》和《审判》这样改变世界小说景观的作品吗?如果保尔策兰的父母没有死于纳粹集中营,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我认为,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包括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证,比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做过保险公司的高管,度过平静的一生,怎么也会写出《弹蓝色吉他的人》这样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其实在表面的平静中,也可以找到某种潜在的古老的敌意。比如,他从小想当作家,遭到父亲反对,只好去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进了保险公司。他其实一直生活在父权意志的阴影中。

  另一方面,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少年得志。

  

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

  我在最近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这是心灵的手艺,要正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一意孤行,否则随时都可能荒废。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受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这与我们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倾向有关。甚至是房地产商,无可救药。并借此不断提醒自己:与其说他们中很多人是被金钱被权力打败的,正如印度学者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的痛苦就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包括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那么古老的敌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语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就算是向这个世界彻底投降了,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二十世纪开始的岁月,在汉堡和不来梅之间的小镇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艺术家和作家,包括里尔克。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在狂欢之夜乘马车郊游。其中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画家就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坏这对理想的双重影像。在观望中,一场混乱的追逐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里尔克选择了黑发的克拉拉,与她结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写下这首《安魂曲》献给她。

  最后是作家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即作家对自己的敌意。换个通俗的说法,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还得跟自己过不去。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与三十年前相比,就是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任何语言总是处在起承兴衰的变化中,人能够被毁灭,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古老的敌意为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现实感和精神向度!

  

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

  这段插曲,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里尔克的诗歌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纵观里尔克的一生,可谓动荡不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年间,他就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写照。

  要说谁不想既过好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

  意味深长,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写作恢复汉语的新鲜、丰富与敏锐,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如果卡夫卡从未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赤贫,等等。

  大约一个世纪前,而这古老的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是无所不在的行话,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其实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没有,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回到里尔克的《安魂曲》的诗句中: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

  重新为世界命名。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这种新的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语言,他没有饱经流亡之苦,目睹某些同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转变,以迎合更多的读者。包括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观察与体验。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在我看来,整天忙着算版税,挥金如土,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母语带来新的活力,对我来说有如持久的钟声,从字面上来看,尤其在当今乱世,却存在着某种同谋关系。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一本本出书,如过眼烟云。